中華現代民族國家認同與蚩尤文化研究

現代民族國家起源于西方的現代性。西方的現代性以科學理性啟蒙運動為思想標誌，以法國大革命為政治標誌，以資本主義工業化為經濟標誌。現代性產生的社會結構改變了封建主義傳統國家，新興的資本主義現代國家取代了封建主義傳統國家。資本主義現代國家出於強化國家政治凝聚力，以便於獲取資源的需要，便創建了現代民族。英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吉登斯在《民族― 國家與暴力》中說：“民族 ―國家是擁有邊界的權力集裝器”[註1]。國家為了中央集權統治邊界內的人民，為了有利於獲取生存資源而創建統一的國家民族，所以吉登斯說：“只有當國家對其主權範圍內的領土實施統一的行政控制時，民族才得以存在在此。”[註2] 他還說：“‘民族’指居於擁有明確邊界的領土上的集體。”[註3]以義大利為例，義大利人阿澤利奧說：“我們已締造了義大利，我們必須接著締造義大利人。”從這個例子我們看到，是現代國家創建了現代民族，而不是現代民族創建現代國家。

國家民族的創建基於這樣的理由，在國家邊界內享有主權的全體公民等於國家，全體公民就是一個民族，“民族乃是全體公民的集稱”[註4]這就形成了一個等式﹕國家=公民=民族。於是在西方就出現了工業革命之後的英國及其英國不列顛民族，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法蘭西共和國及其法蘭西民族，《獨立宣言》之後的美國及其美利堅民族。現代國家為了獲得全體公民的認同，於是建構了與國家等同的現代民族，所以在西方的英、法、德等國的語言中，國家和民族是同一個詞，國家即民族，民族即國家。現代民族國家這一概念也就因此而被建構出來，普遍地運用。

現代民族國家之前有民族嗎？有的，這種民族被一些學者稱之為族群、前現代民族和傳統民族。比如西方學者赫斯廷斯就指出：“在前現代時期應該存在著前現代民族，並且跟隨著英格蘭原型民族軌跡，它們中的大部分都能在西歐找到。”吉林厄姆也認為，英格蘭人甚至在14世紀前就是一個民族了。[註5]這就是說，在現代英國不列顛民族之前就已經存在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和威爾士這些前現代民族。在現代法國的法蘭西民族之前就已存在前現代的法蘭西、阿爾薩斯與加斯孔民族。前現代民族也稱為傳統民族，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區，古代世界是一個眾多的傳統民族世界，這些傳統民族往往都擁有一個共同的名稱，共同的祖先起源神話，共同的歷史記憶，還具有一種多樣統一的文化。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需要統一國家疆域內各傳統民族的資源配置和統一市場，資本主義利用國家機器，將領土之內的各傳統民族囊括為合法的民族共同體公民，這就是以國家形成的現代民族，由於民族與國家重合，所以叫現代民族國家。這樣一來，在資本主義產生的現代民族國家裡就不只有單一的傳統民族，所以英國學者霍布斯鮑姆才在《民族與民族主義》一書中說：“任誰也無法否認歷史上老字型大小的民族國家如英國、法國、西班牙等，都是多民族國家，多語系的國家。世人可以接受民族國家是由多民族所組成，這在歐洲各地或世界各個角落都一樣。各民族往往在統一領地上雜居，若想強將他們依族裔差別分隔開來，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做法……。就民族國家乃是建立在多民族的基礎上這一點，仍然是廣泛地被認可的。”[註6]

以上簡要提到了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緣起。那麼，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如何緣起的呢？應該說，中國的現代民族國家始於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運動。以英國為首的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為了爭奪世界資源和市場以便發展資本主義，於是進行了全球性的擴張侵略，中國便成為西方列強爭奪瓜分的一塊肥肉，在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下，清王朝搖搖欲墜，封建的傳統中國即將解體。在這樣的境遇裡，中國的知識精英認識到只有推翻封建的清王朝，學習西方，建構現代民族國家才能拯救中國。但是，在怎樣建構的問題上，精英們產生了分歧。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君主立憲派認為，中國沒有理由不能在多民族的基礎上重建現代民族國家，他質問道：“中國是否必須消滅滿族以便建立一個新的民族，還是現有的民族國家應該在和諧的基礎上包括所有的少數民族，包括滿、漢、蒙、回等族？”[註7]而以章太炎為首的革命黨人卻相反，這一派人的陳天華宣稱：“天下漢種，皆系一家，始祖黃帝。除漢族之外，其它各族均非黃帝子孫，而是域外之族，決不應該幫助他們。”[註8]孫中山開始也屬於這一派，他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中說：“就中國的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摻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人。所以就大多數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同一語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他又說：“中國自秦漢而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孫中山主張建構的現代民族國家沿襲了“萬世皆黃帝一系”的華夏漢族單一民族國家歷史觀，所以他才提出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

一句話，孫中山所要建構的中華現代民族國家是單一華夏炎黃子孫的國家，而不是多民族的中華現代民族國家。至於中國民族也就等同於單一華夏炎黃子孫的漢族。孫中山後來發現，他的單一漢族建國理論有導致為中國的西藏、新疆、蒙古等地方分裂提供理論依據的危險，所以他將自己的建國理論改為漢、滿、蒙、回、藏的“五族共和”，中華民國建國時的國旗是“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儘管如此，孫中山仍然沒有擺脫“萬世皆黃帝一系”的文化羈絆，他在《祭黃帝詩》中的“平定蚩尤亂”詩句就隱含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排斥心理。對於“五族共和”提出疑問的大有人在，當時在貴州苗族地區傳教的英國傳教士伯格裡就問民國政府外交部長伍廷芳：“西南各族同居中華領土之上，亦應有一色標記列為國旗之上，今僅五色代表五族，而苗、彝反非國民乎？”伍廷芳答曰：“五色國旗不過代表中華五大區多數民族之標誌，苗族居住於多數漢族之中，即隸於漢族部分。”從伍廷芳的回答可以看出，中華民國建國之初建構的現代民族國家只從單一的漢族擴大到五族，在中國領土之內的其他民族均排除在外，到了1920年，孫中山才意識到其中的錯誤，他說：“現在說五族共和，實在這五族的名稱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

”孫中山這一講話表明，他從單一傳統華夏漢族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理論，已經發展到中國境內所有傳統民族組成中華民族建立中華現代民族國家的理論。從建構國家單一民族歷史到建構國家複數民族歷史的轉變。孫中山的這一建構只停留在話語層面上，在實踐中並沒有得到真正執行，其後蔣介石反其道而行之，他在1943年的《中國之命運》中不承認中國有少數民族存在，只把滿、蒙、回、藏、苗、瑤、黎等少數民族作為漢族的大小宗支而已。

從理論和實踐上真正完成中華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是中國共產黨及其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才真正確立中華民族由56個傳統民族多元一體組成。56個民族共同確認對於現代民族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認同。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用憲法做了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